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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风险治理的新路径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交织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然而,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却不容忽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灵敏的嗅觉捕捉到了现代社会涌现出来的风险。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现代社会是一座文明的火山。现代风险是一种潜在的、不易察觉的风险,是一种系统性破坏的文明风险,它正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资本的逻辑、科层制体制以及“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三者相互交织,世界风险社会正在向人类走来。

尽管现代风险能够唤醒人类责任意识,并以此创新人生,然而,它对人类所带来的损害性影响是空前的。这种带有系统性破坏的文明风险有可能足以让整个人类走向毁灭。这种“启示录”般的警醒使人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世界。在贝克看来,世界“风险共同体”已然成为全人类的历史命运。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大国崛起将会带来什么新的风险?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正因为如此,解决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更加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多次强调,风险是发展的副产品。的确,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整体性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各个领域与方面都面临着转型与发展的风险。如从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向公平正义的改革的转型,从投资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从国家主导向国家治理的转型,从文化自卑向文化自信的转型,从回应问题导向向提升话语权导向的转型,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世界强国的转型,等等。在这一系列发展转型升级之中,随着体制与机制的不断变革与创新,各式各样的新风险亦接蹱而至。

然而,贝克在分析世界风险社会的生成、表现与治理特点时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风险治理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尽管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同处现代性语境下,都不可避免地遭受现代风险的困扰,但是,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治理逻辑与制度旨归上都会有较大的差异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风险治理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治理目标、治理路径以及治理机制上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迥然不同。当代中国社会风险治理坚持科学发展,重塑风险价值理念,通过对自身实践活动结果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校正以及自我调控的形式实现自由自觉的发展。在当代中国整体发展转型升级中,始终不渝地坚持进步与平衡相统一、创新与自律相统一、自觉与自信相统一、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系统治理与分散治理相统一等多种原则。以行为归化机制、发展约束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环境“强化”机制为主要治理机制。在风险治理的全过程中,并不纯粹以资本的逻辑为动力,而更多地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当代中国的社会风险是一种结构性风险。当前,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之深,速度之快,而新的结构整合机制却发育缓慢。这样,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不协调、不一致则催化了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生成与繁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当代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的风险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治国理政思想。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总目标,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民福祉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这一整套框架体系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共同体。其中,这一体制机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当代中国整体转型与发展中的风险治理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强调问题倒逼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利用好动力机制、平衡机制、治理机制来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风险与难题,以此实现又好又快的和谐发展,以规避一系列社会风险。

虽然并不像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中国即将进入高风险社会,但在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何加快制度建设,推进理论创新,努力化解当今时代各种现代性风险,使当代中国能够经得起各种现代性风险的挑战,同时,也为和谐世界的构建做出积极努力,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

 

 

                       2016.2.19